2013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上市公司战略调整的双重驱动下，资本市场上掀起了并购重组的热潮，并购数量持续增加的同时并购溢价也在不断创历史新高。当高估值、高溢价并购开始成为常态，并购企业随之形成的商誉将会越垒越高，日后企业计提巨额商誉减值风险也在逐渐加大。
而这一轮并购热潮随着业绩承诺期的临近，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带来的减值风险在逐渐显现出来。2018年11月16日，中国发布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预警，提醒利益相关者注意投资风险的同时要求上市公司每年定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减少出现集中大额计提的现象。公告一出市场沸腾，广大投资者针对商誉减值是否会成为大幅影响企业利润的“黑天鹅”而议论纷纷。
不久后，官网发布公告，关于商誉后续计量方法询问了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大部分委员认为商誉摊销比商誉减值更能体现资产的价值。一时间商誉减值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市场谣声四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公司又将做出什么反应呢？
根据Wind数据统计结果，截至2019年5月，除了少数几家公司外，A股市场上共有525家上市公司发布2018年度业绩下修预告，占市场总公司数的14.54%；共有328家将2018年度预盈公告改为亏损公告，占市场总公司数的9.09%，占预告亏损家数的72.40%。
与此同时，A股市场上市公司商誉在2018年攀升到了1.31亿元左右，相较于2013年的0.2亿元，暴增了553.80%。就2018年度，A股市场上共有872家公司发生了商誉减值，占市场总公司数的24.16%，合计减值损失高达0.17万亿元。
东方精工就是这872家之一。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以生产瓦楞纸箱印刷设备起家，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一家提供印刷包装设备全产业链的综合服务商。2011年公司上市后，先后发生多起并购活动，致力于开拓高端智能装备市场。
后因主营市场逐渐饱和，公司开始寻求战略转型，希望通过并购北京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进入动力电池行业。于是在2016年7月，东方精工以47.5亿元的交易价格收购了作为动力电池组装领域的领头羊——普莱德，而此时东方精工的净资产仅为16.32亿元，货币资金为6.62亿元。
为了能收购普莱德，东方精工的47.50亿元收购价款，通过发行股份3.20亿股及支付现金18.05亿元方式支付。同时，为了支付普莱德的现金对价、普莱德收购相关中介机构费用、普莱德溧阳基地新能源汽车电池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东方精工同时还募集货币资金约29亿元。
2017年4月，东方精工终于如愿以偿收购了普莱德，也是因为这次并购，其商誉账面价值高达45.55亿元，占总资产的近4成。然而好景不长，2019年4月17日，东方精工发布公告称公司全年亏损38.76亿元，亏损的主要原因在于子公司普莱德的业绩承诺未达标，并对其计提了38.48亿商誉减值准备。一纸年报引来子公司原股东的公开抗议，随后就普莱德的真实业绩陷入了不断升级的“口水仗”中，而这场扑朔迷离的罗生门，孰是孰非，尚未定论。
在此背景下，以东方精工作为研究对象，以商誉减值相关理论构建了分析结构，围绕东方精工对普莱德的并购以及之后商誉减值的全过程进行分析，以期挖掘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的动因，并据此评估了其经济后果，最后总结了东方精工并购案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2015年是资本市场并购活动空前活跃的一年，并购数量在不断增多的同时商誉的账面价值也在水涨船高，高溢价并购后带来的巨额商誉减值问题也随之突显出来。对此，和接连发布风险警示，要求监管机构加强监管，高度关注商誉减值问题。在此背景下，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研究，探究计提商誉减值背后的动因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针对在分析中发现企业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这样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针对商誉减值的研究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商誉减值与其他因素的相关关系。即使是案例研究也多集中在商誉本质、初始确认、减值的原因和后续计量等方面，其中有关商誉减值的动因主要包括盈余管理、并购溢价和管理层等主客因素。从微观角度入手，聚焦具体的案例，深入分析商誉减值行为和形成动因，以及商誉减值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后果。
通过案例研究不仅进一步佐证了原有的相关理论，还增加了国家政策的变化对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影响，为以后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高溢价并购的发生，形成了高商誉；高商誉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商誉减值的风险。目前，商誉减值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黑天鹅”甚至是“灰犀牛”。
截至2019年5月，A股市场上共有872家上市公司发生了商誉减值，其中商誉减值超过10亿元的公司数量高达45个，占比5.16%。众多上市公司集体商誉暴雷究竟为何，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或者是为达到盈余管理目的还是另有所图？在此背景下，以东方精工作为研究对象，围绕东方精工对普莱德的并购以及之后商誉减值的全过程进行分析，探究其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动因，并据此评估了其经济后果，最后总结了东方精工并购案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以东方精工作为研究对象，以商誉减值相关理论构建了分析结构，围绕东方精工对普莱德的并购以及之后商誉减值的全过程进行分析，以期挖掘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的动因，并据此评估了其经济后果，最后总结了东方精工并购案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通过的案例分析，希望从中发现的商誉减值动因能够扩充现有的研究范围，获得的经验教训可以对以后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商誉的本质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早在9年，商誉被学术界认为是能够帮助企业获益的各种影响因素。1922年，美国学者William将其更加具体化，认为商誉是能为企业带来超出自身生产经营而获得那部分超额收益。我国学者吕会宾也提出相似的观点。随后，许多学者纷纷发表自己对商誉本质的理解。Hendriksen将这些看法进行整理归纳，形成了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三元论，即“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论”和“总计价账户论”。
我国学者杨汝梅在1936年提出商誉是各种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好感。这个观点是好感价值论的一方面体现。好感价值论认为商誉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客户黏性，即客户对企业的某一方面非常满意，产生了好感并形成了对企业的依赖。如企业的品牌价值、服务品质、商业信用和地理位置等。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客户对企业的好感度，但由于无法很好地将其量化，再加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客户产生好感的原因越来越多，好感价值论已无法将其全部概括，于是出现了超额收益论的相关观点。超额收益论，与好感价值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它不再归纳商誉产生的原因，而是从商誉带来的经济后果认为商誉能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的能力我国著名研究学者葛家澍也认为，商誉的本质是一种能力，即超额获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