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入普通股被视为拥有企业部分所有权
这一点是必须牢记的，对一家私营企业进行估价，我们通常以财务报表所示的“净资产”规模作为依据。当一个企业主打算以合伙制或者股权方式收购一家企业时，他总是从“账本”，即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股权价值入手。之后，他才会考虑该企业的财务记录和前景是否良好，以及这笔交易是否有利可图。尽管私营企业的股权可以相对于资产价值溢价或者折价出售，但账面价值仍然是计算的起点，最后这笔交易是否溢价或折价还得视账面价值而定。
从广义上讲，在购买可交易普通股作为投资的初期，人们仍然抱有这种态度：第一个基本指标是面值，它代表了最初投入企业的现金和财产的价值；第二个基本指标是账面价值，代表了面值加上累计盈余的估算权益。因此，在考虑投资普通股时，投资者会问自己：“以一个市场价格高于账面价值的溢价，或低于账面价值的折价购买这只股票可取吗？”“掺水股”作为欺骗股民的行径，不断受到猛烈抨击，因为股民被该股份所代表的资产价值的虚假陈述所蒙蔽。因此，证券分析的一种保护性功能就是证实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披露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是否公允地代表了资产的实际成本或合理价值。
普通股投资基于三重标准
到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投资普通股通常基于三个标准：（1）合适的和确定的股息回报；
（2）稳定的和充足的盈利记录；
（3）有形资产的安全保障。这三个要素都可以进行仔细严谨的分析，并在纵向或者横向的类比中看出端倪。基于其他标准作出的普通股买卖决定都可视为投机，而投机就没有必要进行严密的分析论证了。
新时代的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1929年史无前例的大牛市达到顶峰的后期，公众对普通股的投资价值评判标准完全变了。前述的三个评判标准中的两个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意义，而第三个标准——盈利记录，也被赋予了玄妙的解释。新的理论或原则可以归结成一句话：
新的理论或原则可以归结成一句话：“普通股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的预期收益。
从这一命题可以作出如下推断：
1．股息率对于股票价值影响微小；
2．由于资产与盈利能力无显著联系，分析资产价值的大小毫无意义；
3．既往盈利记录的意义仅在于它们预示着未来盈利状况的可能趋势。
事实上，购买普通股的公众并没有认识到股票投资理念的彻底变革，证券分析师的认识也还停留在最表层。为了彻底理解这一理念转变的实际意义，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工作是很有必要的。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我们将从三个角度展开分析：原因、后果及其逻辑有效性。理念转变的原因
为什么投资大众的注意力从股息、资产价值及平均盈利几乎完全转移到了盈利趋势，即在未来盈利预期的变化上去？答案是：第一，过去的盈利记录被证实是一个不可靠的投资指标；第二，未来的利润机会具有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新时代的投资理念根植于之前过时标准的废墟之上。在过去的30年里，经济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长期存在的事实不能被视为构成稳定性的一种保证。经历了长达10年兴盛时期的企业，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陷入破产的困境。其他一些规模很小、经营不善、名誉不佳的企业，却可以在短时间内成长为规模庞大、盈利丰厚且声誉卓著的大公司。一度最吸引投资者兴趣的领域，即铁路公司，在国家财富和收入扩张的进程中落伍，显示出明显的衰退迹象；伴随着新兴运输机构的兴起，有轨电车公司（Street Railways）——1914年之前另一个重要的投资标的，有价证券的价值损失大半；电力和燃气公司则走过了一个坎坷的历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通货膨胀危害而不是帮助了这类企业，等到它们急速成长起来已经是近年来的事情了。工业公司的发展史中满是盛衰相间的剧烈变动，经济繁荣的气息极不平衡却又瞬息万变，最意想不到的失败与最光彩夺目的成功往往相伴相生。
面对这一切的不稳定，普通股投资的三重标准不免显得苍白无力。过去的盈利和股息不再被认为是未来盈利和股息的预测指标。此外，企业未来盈利逐渐不再由对企业的实际投资——资产价值决定，而是由企业是否在行业中处于有利地位，以及是否实行了有效或者幸运的管理决策来决定。在众多破产清算案件中，流动资产被低估，固定资产被证明几乎一文不值。由于资产与盈利、资产与破产可变现值之间缺乏联系，金融分析师与普通股民对于一度受人瞩目的“净资产价值”或“账面价值”越来越漠视。甚至可以说，到了1929年，股票的账面价值实际上被排斥在证券分析考察因素之外了。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即“掺水股票”，这是一个一度备受关注的议题，而现在只是一个被遗忘的词组罢了。
注意力转移到盈利的变化趋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于过往的记录和有形资产的投资分析方法，已经逐渐变得陈腐，被人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一种新的观念被摆到至高无上的位置——盈利的趋势。过往记录的重要性仅在于它预示了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持续增长的利润表明公司处于盈利的上升通道中，并承诺在未来取得比今天更好的成绩。相反，如果在一段经济繁荣时期盈利趋势下滑或者是维持稳定，那么公司的前景必然是黯淡的，对于它发行的证券须退避三舍。
普通股作为长期投资工具的理论
伴随着普通股选择标准的逐渐成形，一种认为普通股是最有利可图的，而且也是长期投资最佳品种的理论出现了。这一福音式的论断是基于一定的研究得出的。研究表明，在长达多年的考察期内，分散化的股票投资带来了稳定的价值增值。数据表明，相对于普通债券投资而言，分散化的持股策略将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以及更为丰厚的资本利得。
这两种投资理念的结合产生了1927—1929年股票市场盛行的“投资理论”。将前述原则推而广之，可得如下内容：
1．普通股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未来收益；
2．好的普通股盈利呈上升趋势；
3．好的普通股都是高品质、高利润的投资工具。
这些论断听起来言之凿凿且毫无恶意，但它们隐瞒了两个理论缺陷，这将导致潜在危险。第一个缺陷是它们混淆了投资和投机之间的根本区别；第二个是它们忽略了股票价格在决定其是否值得购买方面的作用。新时代的投资等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投机稍作分析我们便可得知，“新时代的投资”，比如那些普通股民以及信托投资公司的实践，几乎与大繁荣时期之前关于投机的普遍定义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投资”是指购买普通股，而不是债券，它看中的是本金的增值而非投资收入，并强调未来的变化而不是过往的事实。新时代的投资无非是旧式的投机，只是对象限制在盈利具有良好发展趋势的股票上。在史上最强劲的股市繁荣背后出现的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概念，其实不过是嘲讽式的警句稍加修饰的翻版：“投资是成功的投机。”
股票吸引力与价格无关
普通股的投资价值与它的价格无关这种观点非常荒谬。但是新时代理论可以直接推导出此结论。假如一只公用事业股票售价达到了盈利最高纪录的35倍，而不是其平均盈利水平的10倍（经济繁荣前的估值标准），新时代理论得出的结论不是该股价太高了，而仅是估值标准提高了。新时代的投资理论不是用既定的价值标准去判断价格，而是基于市场价格设立的价值判断标准。因此，所有的上限消失——不仅股票可出售的价格提高了，股票的目标出售价格也提高了。这一“奇妙”的推理导致投资者以每股100美元价格购买每股收益2.50美元的普通股，相同的逻辑也支持200美元、1000美元，或以任何可以想象的价格购买这些股票。
这个原则的一个诱人推论是，股市的钱是世界上最好赚的。只需要买入“好”的股票，不论价格高低，然后就可以等着老天爷把价格抬上去。这样古板的教条必然带来悲剧性的结果。不计其数的股民反问自己：“既然在华尔街赚钱轻而易举，那么老实本分的工作对于谋生有什么意义呢？”随后，工商界人士成群结队涌向金融界，声势之浩大有如著名的“克朗代克淘金热”。区别在于，克朗代克确实是有黄金的，而华尔街却是在吸收股民的资金。投资过程就是简单地发现具备盈利上升趋势的著名公司，而后买入股票，不必考虑价格问题。因此，有效的政策就是仅仅买入其他人购买的股票——选择一系列极受欢迎的和极其昂贵的股票，即通常被称为“蓝筹股”的股票。寻找被低估和忽视的证券的传统思路已经荡无存。
普通股投资的新准则
随着典型行业的不稳定性逐渐增加，传统的分析方法，即关注稳定的平均盈利能力，似乎已经失去了作用。新时代的投资方法转而将盈利趋势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这种方法虽然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其在摒弃计算过程以及约束的条件下盲目择股，必将导致可怕的市场崩溃。那么，在普通股投资方面还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呢？通过仔细审查上述评论，我们发现，这些普通股投资理念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一无是处。不难想象，个别公司的不稳定性风险可以通过彻底地分散投资来抵消。此外，盈利趋势作为择股的唯一判断依据是极为危险的，但它却可以作为反映投资价值的其中一项指标。如果这种思维方式可取的话，我们就能制定出一套经典而普适的普通股投资准则，主要包含以下要素
：
1．投资被看作一类组合性操作，借助风险分散措施可以产生令人满意的平均结果；
2．与固定价值投资类似，个股选择时应当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测算相结合的办法；
3．相对于债券投资而言，普通股投资更加注重对于未来前景的分析。 请注意，我们将”对私人投资者价值”这一试金石用于两类不同的普通股投资：(1）以不高于私人企业相应股权的出价购买极具前景的股票标的；
(2）以相对于私人企业低得多的出价购买具有良好财务记录与一般前景的股票标的。
决定普通股估值的因素可以自然而然地分为以下三个类别：
1．股息率及其历史记录；
2．损益账户因素（盈利能力）；
3．资产负债表因素（资产价值）给定两家行业地位相似且盈利能力相同的公司，派息较高的公司永远对应着更高的股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