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巴菲特成名之前，邓普顿已经享誉华尔街，被投资界赞为环球投资之父、20世纪全球十大顶尖基金经理人、历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之一，他的很多金句至今仍被投资者奉为圭臬，比如众所熟知的“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半信半疑中成长，在憧憬中成熟，在希望中毁灭”、“市场最悲观的时候正是你买入的最好时机，市场最乐观的时候正是你卖出的最好时机。”
对很多投资者来说，巴菲特的名字耳熟能详，其实，邓普顿、巴菲特都是格雷厄姆的得意门生，其投资理念互为表里，更可相互成全。
01
投资的终极逻辑是破除认知障碍与情绪障碍
众所周知，巴菲特以价值投资而成功，邓普顿则因逆向投资而闻名，初看上去似乎是两种投资风格，但如果用逻辑分析，就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着对投资者至关重要的关联。如果说巴菲特把投资视角从关注价格波动拉回到公司价值，相当于为投资者打通了底层逻辑，那么，邓普顿对精神准则的挖掘则相当于开启了更加深入的终极逻辑，毕竟，就像利弗莫尔所说的，投机（资）像山岳一样古老，不论股票价格如何变幻、也不论上市公司如何生灭、甚至也不论这市场以及这世界背后操盘者如何更迭，亘古一如的只有那共通的人性，像山岳一般倔强，不因时空而转移。
从这个角度来看，邓普顿的确直达本源，他明言：“伦理道德和精神准则应该是我们生命里一切事情的基础，我们所说的一切，我们所想的一切，乃至任何一种行为都应该以之为基础，包括投资的选择。”
表面看来，邓普顿的很多名言似乎与投资市场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了解了他的整个投资生涯的心路历程就会知道，他的那些人生金砖的确如芒格的智慧箴言一样，都是发自肺腑的经验之谈。
更加难得的是，这些人生准则刚好可以帮助价值投资理念做到知行合一，甚至还有更宽广的外延。
价值投资的灵魂是研究公司估值进而寻找安全边际然后长期持有，凡此种种都是基于近乎纯粹理性而构建的，只有具备极致理性才能最大化发挥出该策略应有价值。可惜的是，这世上能像巴菲特、芒格那样长期保持专注、冷静、理智的人极少，绝大多数人都会被情所染、被欲所困，鲜少能经年累月地如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般地保持理性，特别是当市场进入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至暗时刻，再好的理念也会动摇，这直接导致了价值投资理念的易信难行，所谓市场常有，而巴菲特不常有。
比较而言，邓普顿精神投资的意义就呼之欲出了，因为他所畅导的精神法则都是基于人类的天性而非绝对理性，普罗大众更易接受与操作，遗憾的是独立去看总有些空洞玄虚之感，故而易行难信。但如果结合价值投资理念，刚好可以补足前者在操作层面的短板，两者完全珠联璧合、相辅相成。
此外，价值投资理念较多侧重研究投资对象，对投资主体部分着墨较少，而邓普顿的精神投资则能两者兼顾，相对而言，对投资主体考虑更多。
进一步深挖还可以发现，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侧重解决投资过程中“知”的部分，而邓普顿的精神准则恰好偏向解决投资之路最后一程“行”的部分，两相融合，更易知行合一，也就距离成功更加接近。何以故？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阻碍我们接近真理或者走向彼岸有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一为所知障，即认知见解上的困惑与错误，导致方向与道路上出问题；二为烦恼障，即内心贪婪、恐惧等情绪扰动，导致行为的偏颇与异化，因而无法知行合一。要想在任何领域登堂入室，都必须同时翻过这两座高山，缺一不可。
值得欣慰的是，巴菲特用价值投资理念在认知层面为我们移走了第一座山，而邓普顿则用精神法则为我们在执行层面移走了第二座山，能否行到水穷处就看我们自己愿意走多远。近半个世纪以来，很多行为金融学家也有了同样的研究成果，比如诺奖得主卡尼曼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双系统思维模型，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任何试图一招鲜吃遍天的想法，大概率只会中道而废。
回顾过往，各界的智者达人也都是这样做的，同时兼顾双系统思维之后才缔造远超常人的优异成绩，比如投资领域，巴菲特在研究公司价值的同时也会利用人性的贪婪与恐惧来作为进出参考；而邓普顿在关注精神准则的同时也会充分研究市场估值，两者同样成就斐然。可能只是因为二人性格与经历不同，在表述时侧重点各有偏差罢了，本质上并无二致，这是我们学习投资时必须注意的。
既然邓普顿的精神准则如此重要且又易行难信，我们就有必要设法补上这一课，而通过回顾他的成功经历以及分析他的言传身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破疑生信之法，或将有助于我们更稳妥地走过价值投资最后一程。
02
利用人性法则玩转价值投资
邓普顿1913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早期家境贫寒，但凭优异成绩考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依靠奖学金完成学业，之后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获得罗德斯奖学金，并在1936年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开启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人生新历程。走出校园后邓普顿与同学出国游历一年，返美后到纽约的美林证券公司的前身之一的金融机构任职，又一年后，与人合作创立投资咨询公司，从1万美元做起，历时约30年，发展到4亿美元规模，管理8只共同基金，1968年转售他人；同期创办自己的邓普顿成长基金，经过25年发展成为全球最大最成功的邓普顿共同基金集团，1992年以4.4亿美元卖给富兰克林集团，其时管理资产规模已达220亿美元。
他的成功投资方法，可以概括为：“在大萧条的低点买入，在高点抛出，并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他本人也自称“便宜股猎手”，并坦言：“我们能用的投资方法有很多，但是我过去70来年运用下来最成功的投资方法就是买入便宜股，买入那些市场价格远低于其内在价值的股票。”为此，邓普顿特别看重市盈增长比，据此寻找低价股，同时也很重视现金流与股息增长，这方面很像巴菲特前期的投资策略，也就是格雷厄姆所谓的捡烟蒂，可见其本质上也是价值投资原教旨主义者。
事实上他这一理念的确与巴菲特系出同门，也就是在邓普顿初入职场时，因为参加一个投资培训班，偶然得到师从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机会，并成为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协会最早的17位会员之一，那时格雷厄姆的投资著作《证券分析》已经面世，价值投资理论体系最终完善，邓普顿有幸获得了价值投资与逆向投资两大杀器。相比之下，巴菲特在十多年后才正式成为格雷厄姆的学生。尽管闻道有先后，他们都蒙这位“华尔街教父”指引走上了正确的投资之路。由此亦可见，名师在人生成长过程中何其重要，依师立见、依见导行，才能快速破除所知障与烦恼障，更早走上正确道路并惠及一生。
但与巴菲特不同的是，巴菲特后来值遇芒格，其投资理念日益偏向价值成长，对价值投资理论加以升华，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而邓普顿则倾向于把价值投资理念做到极致并推而广之，其一、他特别善于利用各种国家级甚至世界级大危机捡便宜，耐心等待极度悲观点买入，然后在极度乐观点退出；其二、他常在全球范围淘宝，并不局限于美国单一市场。后者可能与他毕业后第一年的穷游经历有关，那是1936年，正值美国大萧条末期、二战硝烟再起，德国已经闪攻波兰、日本即将进攻中国，但他还是一口气跑了27个国家，其中就包括中国和日本，并参加了1936年的德国柏林奥运会，可能正是这次旅行开启了他的全球视野，看到了别人不易发现的机会，由此也间接印证了读万卷书更须行万里路，然后才能养成异乎常人的远见卓识。
邓普顿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初涉股市，而他第一次成功投资则是在师从格雷厄姆之后不久，时值1939年，很多人都意识到世界大战即将全面展开，对战争的恐慌令到市场极度低迷，很多不错的公司股价都跌到1美元以下，但他认为战争将会推动美国经济更快走出萧条，于是，东拼西凑集资1万美元果断出手，选中104家公司，每家投资100美元，到1943年二战末期，邓普顿的投资组合上涨到4万多美元，年化回报率近50%，完成人生中第一桶金。
另一次经典案例则属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市场还被石油危机阴霾笼罩，美苏冷战氛围令人发抖，投资者极度悲观，他根据经济周期循环理论，认为风水轮流转，世界各国都有成长获利机会，而日本已经处在风口上，于是用极低价格买入日立、日产、三菱等日本头部企业股票；此后日本股市一路飙升，到八十年代中期，指数涨过20000多点，此时，邓普顿又认为市场已经极度乐观，股市严重高估，于是快速获利出场。同时他还预言未来整个日本市场将会缩水50%以上，果不其然，随着广场协议于5年签署，日本经济急转直下，东证指数下跌超过60%。
再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经典案例则属1998年，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令到当地股市近乎崩溃，但他认为这种极度悲观有违常理，未来总是要发展的，因此，危中有机，于是及时进入韩国等多地亚洲股市，不到1年，各国信心恢复，市场应声反弹，邓普顿获得丰厚回报，堪称他的收山之作。
从邓普顿这些经典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理念上并未超跃价值投资，但却在执行层面，因其对人性的深刻把握，把简单的价值投资发挥到近乎出神入化，这才是值得我们重点学习之处。就像邓普顿自己所说的，“只有了解他人的情绪，投资者才有机会产生优异的业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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